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黄益平警告:AI加剧“供强需弱”,传统经济学根基恐被动摇

注:本文基于公开信息整理,旨在提供技术交流参考

2026年9月9日,在2026 Inclusion·外滩大会《AI经济增长新范式与社会价值重构》见解论坛上,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黄益平指出,AI对经济的最终影响仍远未有定论。他提醒,AI在强化供给能力的同时可能冲击就业、扩大资本与劳动回报差距,若“供强需弱”从阶段性现象演变为长期特征,经济增长范式将面临根本转变,传统基于“资源稀缺”的经济学假设将被挑战。

技术热度不等于宏观增长已兑现:“索洛悖论”再现

黄益平首先提醒,理解AI对经济的影响,不能只看技术本身,还要观察技术如何真正进入经济体系。他以经济学中的“索洛悖论”为例——计算机普及之后,越来越多行业开始使用信息技术,看起来技术革命轰轰烈烈,但在早期的宏观统计中,全要素生产率并没有马上显著提高。后来研究发现,计算机最终确实推动了生产率提升,但这一过程受到统计度量、时间滞后和经济结构调整等因素影响。

“今天观察AI,也可能面临类似的问题。”黄益平表示。他指出,当前AI的增效成果已在微观层面得到明确验证——企业落地AI技术后普遍实现了经营效率的提升。但在宏观层面,AI对全要素生产率的提振效果尚未显现。

核心原因有三:

  • 技术革新存在结构性分化,部分行业效率快速提升的同时传统行业受到冲击,双向效应相互对冲;

  • 新技术带来的部分社会价值无法被传统GDP统计体系量化;

  • 从技术普及到转化为全社会生产力存在较长的时间周期。

黄益平对AI提高生产率持相对乐观态度,但同时警示:巨额AI投资最终会转化为持续的生产率提升,还是可能形成泡沫,目前仍需要持续观察。

“供强需弱”的形成机制:从微观理性到宏观失衡

黄益平将AI的生产率问题与中国经济当前讨论较多的“供强需弱”联系在了一起。他提出,如果AI极大提高全要素生产率、使供给能力进一步增强,而收入分配问题又对需求形成一定抑制,那么当前的“供强需弱”会不会被进一步强化?

在劳动力市场方面,黄益平指出,收入分配失衡将成为AI时代最突出的社会挑战。“AI能够抬升全要素生产率,但效率红利大多流向资本端,劳动者薪资难以同步上涨。”他进一步阐释了“替代螺旋”的形成机制:在微观层面,企业家为了提升效率和投资回报,理性地选择用AI替代劳动;但从宏观来看,如果所有企业同步推进用工替代,将出现用工收缩、居民收入下行与产品供给持续走高的结构性矛盾,形成供强需弱的失衡格局。需求不足反过来又促使企业更积极地用AI替代人力,形成恶性循环。

对于AI对通胀的影响,黄益平认为其作用机理繁复多元,不同阶段呈现不同特征:

产业发展的第一阶段,资本集中投入将推升通胀;

待技术落地、产能集中释放,物价将回落;

第三阶段走势存在不确定性——若效率提升无法转化为居民收入增长,供需失衡或将延续,物价可能长期承压下行。

增长范式面临根本转变

黄益平表示,传统经济学从“资源稀缺”出发:资源有限,而人的欲望无限,因此需要研究如何利用有限资源创造更大产出,并在效率与公平之间寻找平衡。但如果AI推动生产率大幅提升、物质供给越来越丰富,经济所面对的核心矛盾是否也会发生变化,就值得重新思考。

他指出,“供强需弱”可能只是一个阶段性、局部性的现象,也可能出现“范式性的转变”,目前尚没有答案。但如果未来需求不足从短期问题变成持续性问题,公共政策所面对的任务也将发生变化。过去宏观经济政策更多是在处理短期需求不足,通过政策调整推动供需重新平衡;但如果需求不足与技术进步、就业结构和收入分配长期交织在一起,那么传统的短期调节思路可能就需要扩展。

黄益平坦言,对这些问题“没有现成的答案”。但恰恰因为没有答案,AI带来的经济变化才值得被重新讨论。

学界与产业界呼应:需构建系统性政策框架

同一论坛上,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托马斯·萨金特、上海财经大学校长刘元春等学者也围绕AI对增长、就业与分配的影响展开了讨论。蚂蚁集团CEO韩歆毅表示,AI经济不能只依靠资本投入,AI应用也不能止步于存量提效,要用AI创造更多新的供给、激活更多新需求。

此前,黄益平在接受采访时已提出,公共政策应聚焦两大任务:一是优化收入再分配、防范社会不平等加剧;二是对冲供需结构失衡、稳定社会总需求。他建议构建系统性的政策组合拳,兼顾短期社会稳定与长期经济效率,实现技术红利的普惠共享。他同时强调,社会不仅需要全民基本收入(UBI)等再分配举措兜底,更应鼓励就业优先的创新,确保技术发展始终服务于人。

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原所长黄群慧也指出,“供强需弱”不仅是一个周期性问题,还是由我国经济发展模式决定的、长期性的问题。在推动AI技术发展的同时,不容忽视其就业替代与收入极化效应。

展望

当AI同时成为供给扩张的加速器与需求抑制的潜在因素时,经济增长的传统范式是否面临改写?这一问题的答案,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未来十年宏观政策框架的走向——从短期需求管理,转向构建收入、就业与生产率协同增长的新循环。正如黄益平所言,这个问题“没有现成的答案”,但恰恰因此,它值得被持续观察与讨论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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